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

金富军 田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农民国家,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是农民,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趋于凋敝、农村逐渐败落。20世纪20年代,农村、农业、农民等“三农”问题凸显,至30年代初更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民政府也意识到“农产不足,国本动摇。”对“三农”问题“若不设法救济,国家前途,危险将不堪设想。”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农村状况、研究农村问题、进行农村救济、倡导乡村建设。民间与政府的这些努力聚在一起,曾一时汇成中国20世纪30年代轰轰烈烈的“复兴农村运动”。

  清华添设农业研究所

  为推动高等院校参与复兴农村运动,1933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825号令,命令清华大学添设农学院。命令称:“农业问题之探讨及其专业人材之培植,亟关重要。该校应力筹添设农学院。关于设备农场及设系诸端,应即由该校妥速筹划,拟定切实办法及实施步骤,呈部审核。”

  接到教育部命令后,清华大学认真研究了教育部命令,仔细分析当时形势,一时对是否添设农学院显得颇为踌躇。

  首先,清华曾设立过农业学系但已于1928年撤销了,并且后来与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合办的新农农业学校维持至1930年底也刚停办,部分农学研究与教育都已转入生物系。现在教育部以行政命令清华添设农学院,刚下马又重新上马确实矛盾令人尴尬。

  其次,全国已经有多所农业学院,在华北地区北平、保定就有农学院,清华似没有必要再建。并且当时高校毕业的农科学生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际要求差距很大,农业学科的学生就业时背离农业和从农者隔离农村的情况引起社会许多批评。清华要再建,如何办好农学院实非易事。

  第三,对诸如添设院系等涉及整个学校体制、学制变化的问题,清华历来主张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研究事业特别在创始之际,规模不宜扩张,贵在认清途径,选定题材,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然后精力可以专注,工作可以切实,至于成效,虽不可预期,然积渐积久,必有相当之收获也。”教育部5825号命令来得突兀,清华没有准备。且清华此时已无农学方面的系和所,要求一下子设立学院,也不合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

  最后,也许最直接的实际原因是1933年清华经费发生困难。因为其时清华刚为配合国民政府在高校重点发展理工的政策,于1932年成立了工学院。工学院成立后,工科各系实验室建设、设备购置等需用大量资金,由于经费紧张许多设备、建筑尚未能进行,遑论再腾挪资金添设农学院?

  1933年清华经费发生困难主要是由于30年代初时局动荡,从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清华赖以办学的庚款停付一年。清华向财政部垫借100万,并向银行借部分款项,才能勉强维持。1933年度庚款又风闻停付,后虽未成事实,但经费仍不能按月拨付。至1933年9月中旬,只领到3、4、5月的庚款。1932年度庚款停付以及1933年庚款拖欠,给清华财政造成巨大困难。就在6月清华接到教育部关于添办农学院的命令前不久,梅贻琦还因经费犯愁刚向教育部交涉,恳请政府照例拨付经费。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而办学经费得不到保障,因此清华无力再分太多资源去发展农学院。这一点,在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有所揭示: “一九三三年教育部还曾命令清华添办农学院。清华当局认为与本校发展理工的方针相悖,同时也不具备条件,……因此,清华当局只答应办了一个农业研究所,以敷衍教育部的要求。” 因此,清华大学最后决定先办农业研究所与实验农场,缓办农学院。

  清华不得已勉强办理农业研究所,一方面由于“复兴农村”成为当时国内影响力很大的运动,加强农业研究,也是大学的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不便违抗教育部之令,据称当时教育部长王士杰曾威胁,如果清华不办农学院,则将挪用清华庚款在武汉大学开办农学院,而王士杰曾任武汉大学校长。

  1933年7月8日,清华大学复函教育部,表示遵行教育部注重农工、振兴实业命令,愿为国家做贡献。但是,添设农学院应该慎重。清华建议应先对农业中迫切需要改良的各项问题详加研究,以期洞明真相,及研究稍有基础,然后按照需要设系招生,施以相当训练,学成后能在乡间作推广改良之实际工作,则效验可收,复兴可期。否则农科人才虽已养成,不能深入乡间,致于衰落之农村毫无裨益,则非国家提倡农业教育之本旨。

  清华大学在复函教育部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出,请求将圆明园划拨给清华,作为农学院实验农场。清华为此做出三点承诺:第一,“该园址内所遗残物故物,有保存价值者,本校自当设法保存,勿使毁弃。”第二,“园内建有之‘三•一八’烈士墓及十三师义冢各一段,约共占地数亩,本校可特为划出保存,或于其四周酌植林树,尤足用资纪念,藉垂久远。”第三,“有由经管人招人领垦者,本校可暂酌令原户领垦,或更减收其地租。惟于种植等事,应受本校指导,作为合作实验区。”另外,清华还提出,其中少部分土地为政府的留置地,清华接管后应有按原价收回之权利。

  这样,清华大学一面积极筹建农业研究所,一面开始了与教育部、北平市政府关于划拨圆明园的交涉。

  接收圆明园的交涉过程

  圆明园与清华紧相毗邻,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占地350公顷(5200余亩),是清朝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它既有中国传统园林的婉约多姿,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各种不同风格建筑浑然一体,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不幸的是,这一世界名园于1860年10月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以后又经历了多次毁灭和劫掠,最终沦为一片废墟。但圆明园本身具有的高度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却预示着将其划拨清华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实际上,从1916年起,曹云祥、罗家伦等清华大学几任校长着眼于学校日后发展,都曾多次努力试图征用圆明园。但圆明园问题牵涉面实在太广,加之政局动荡、校长更迭等原因,征用圆明园一事毫无着落。

  教育部在接到清华大学7月8日复函后,便与北平市政府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孚进行沟通,转达了清华希望划拨圆明园作为实验农场的意见。同时,教育部请清华遣派干练办事人员与北平市政府就近接洽。

  可是北平市政府对清华大学的请求反应十分消极,其回复教育部电称:“圆明园遗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园内石柱太湖石亦有相当价值。上年七月间,本府为慎重保管古迹起见,经邀集本市文化各机关组织遗迹保管委员会,由该会负责保管并经议定整理保管方案,由府分令所属各局对于各项建设分别切实办理在案。一年以来,整顿设施,煞费经营,预期再有两年即可渐臻完善。该园既系旧都伟大古迹之一,且经该委员会实行保管,自未便再有变更,经希查照转知为幸,北平市政府艳印。”

  清华在积极与教育部联系的同时,又想方设法打听北平市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在听说北平市政度的消极态度后,8月2日,梅贻琦立即致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欲进一步探询北平市政府对教育部函电的意见,及教育部对北平市政府回电的态度。同时请沈鹏飞查阅,北平各文化团体会议议定保留古迹不作别用的决议案,是否在教育部备案。嗣后不久沈鹏飞即给梅贻琦复函,回函中抄录了北平市政府给教育部复电中有关的内容。

  这样,在教育部正式转达北平市政府回电之前,清华已提前摸清了北平市政府的态度。沈鹏飞并透露:教育部长王世杰原来以为圆明园归内政部管辖,只需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即可拨给清华。但根据北平市政府回电,方知圆明园归北平市管辖,则原先设想的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划拨清华的办法实际行不通。王世杰准备建议清华大学派遣熟人,由学校直接与北平市政府当面接洽。

  8月25日,清华接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来北平市政府关于圆明园的意见。虽然北平市不同意将圆明园划拨清华,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中最后仍指出:“对于此事,仍拟设法交涉。尚希贵校将接洽经过函司备考为荷。”面对北平市政府的有意阻挠,清华颇感气恼却又无奈。

  9月15日梅贻琦致函王世杰,明确指出:所谓圆明园保管委员会是去年冬天圆明园中石件被经管人员凿毁引起社会批评后,北平市政府为减少压力而成立的一个机构,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成立一年来未曾再开会。另外,圆明园的石件遭到破坏时,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函请清华出面设法保护圆明园遗物。但清华考虑到北平市政府没有表示,所以不便干涉。

  针对王世杰希望清华先行与北平市接触商洽的建议,梅贻琦提出:“倘由校方再与交涉,彼则一味以官话搪塞,殊难生效。惟有恳请钧座即在行政会议中提出决定。盖此种公地处置之权,当属中央,平市府不过负就地保管之责。而新组之圆明园保委会又系隶属于市政府,更非法定永久机关,自难争持。至经中央决定以后,市府于交割时,或不无留难之处,可再由校方设法疏通。因大问题既已定,则暂时啖口小利,必可就范。再中央于决议或命令中,可加入责成该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等语,则平中文化机关亦不致藉口反对矣。总之,此事惟仗钧部支持转请中央决定拨给,则以后虽有小麻烦,校方自易解决。目前,本校对于农场经费及人选,均有相当准备,惟俟该园遗址问题解决后,一切即可进行。”可见,梅贻琦把希望仍寄予中央能通过决议,并以中央名义令北平市政府执行。

  王士杰接受了梅贻琦的建议,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责成该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的建议。在罗家伦等人支持下,此建议获得通过。

  1933年11月11日,教育部转给清华大学《国民政府行政院5245号训令》,训令中转发国民政府第535号令:“准中央政治会议函开:‘本会议第三七七次会议讨论关于北平古物保管机关处分事宜一案,经决议:(一)古物与建筑应以分别处理为原则;(二)处理方法如下:……6.圆明园故址交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原有古迹及石刻等应交该大学妥为保存,相应录案函请政府查照办理’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院分别转饬遵照办理,此令。’等因;奉此,自应照办。除分令内政部、北平市政府暨故宫博物院遵办,并函达中央研究院查照外,合行令仰该部即便遵照办理。此令。”教育部奉此令,“除分涵北平市政府查照将圆明园故址交该校办农事试验场,并将原有古迹石刻等一并移交,由该校妥为保存外,合行令仰遵照,并将办理情形具报。”

  11月14日,清华接到行政院训令后,立即组织了“圆明园遗址接收委员会”,负责筹备接收事宜,并派人与北平市政府商谈接管手续及移交日期。然而,尽管行政院通过正式决议,但北平市仍蓄意拖延。始以尚未接到中央政府命令、继则须维持园内佃租利、再则因清册缮造未齐等为由,一再搪塞敷衍。

  行政院拨圆明园为清华大学实验农场消息传出后,也引起了园内佃户的不安。他们联名致信梅贻琦,强烈抨击清华接收圆明园为丧心病狂的兵匪之举。北平市农会也开始介入此事。这样,一面是北平市政府有意拖延,一面是社会舆论纷纷扰扰,清华大学一时异常被动。面对困局,清华只有一边尽力与北平市政府沟通,一边请教育部出面疏通。12月5日,梅贻琦请教育部给北平市发电催促。同日,梅贻琦又拟文欲请行政院饬令北平市政府移交,但顾及到这可能与北平市政府关系搞坏,此文并未发出。

  12月12日,沈鹏飞回复梅贻琦5日的信函。沈从清华与地方政府关系角度出发,明确表示不赞成通过中央命令的方式迫使北平市政府移交圆明园,仍建议清华尽量与北平市政府疏通;认为“较诸用强硬手段易得圆满结果,且以后办事或需市府协助之处尚多。若用强硬方法,纵能接收,而感情破裂,则将来固难望其协助,且恐遇事从中再梗,亦殊不利。”显然,这也是教育部长王士杰的态度。

  北平市政府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不敢公开违抗行政院的决议,遂勉强同意将圆明园划给清华,然而在暗中却设置障碍。12月30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大学,提出三点“注意事项”:第一,园内租户有永佃权,清华应予维持。第二,园内佃户每年交纳2683元税收,清华应仍旧交纳。第三,园内建筑遗址经保管委员会保管在案,清华应予维护。

  对这三项要求清华即刻商议全部答应,并予以一一回应。对于园内佃户权益,清华表示:“原在该园领种各佃户之所有先行法律保障之权利,自不因之变异。本校除遵令负责保管园址及古迹外,对于佃租农民,当予以协助指导,藉促农业改进。将来本校有需用某部土地之必要时,亦当对农民应有之权益予以救济。”对于税收,清华表示“本校极愿勉尽棉薄,暂纾贵府困难。……拟自本校正式接收后,每年协助市府国币贰千陆百元,定以三年为期。”

  清华大学提交回复后,北平市政府派颐和园事务所所长许保之来清华商洽移交手续,并由颐和园事务所呈复北平市政府。不料,北平市政府又节外生枝,称“原议定协款每年贰千陆百元,系根据前次函达收租贰千陆百数十元计算。现查觉该项租金计算有错漏之处,实数应为叁千零数十元,兹特商情贵校改按此数,重定协款。”为避免夜长梦多,清华又同意增加协款数额,每年缴3000元,为期3年。

  1934年2月9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大学,表示遵行行政院令,将“保管委员会”撤销,废纸其章程。4月2日,北平市政府发给清华大学251号公函,通知正式将圆明园移交清华,撤销圆明园保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章程废止。公函并提出四点声明:第一,圆明园图只有一份,清华欲取用,可以借绘。圆明园界址,以工务局此前测量时设立洋灰桩为准。第二,圆明园土地、遗物清册随文移交。第三,清华每年缴纳税款3000元。1933年以前欠款,清华代为催交。第四,园内砖石,在不妨害历史遗迹前提下,北平市政府随时商明清华酌量提用。

  对此,清华大学表示予以接受。之后在接收圆明园交涉进行中,1934年3月,清华草拟了《国立清华大学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学校秘书长沈履还特地请法律系主任燕树棠详加研究,避免出现法律漏洞。同时,清华专门查阅了晚清时期内务府的有关档案,以及一些有关土地官司的档案,以备接收时使用。应该说,清华大学为接收圆明园,做了充分的准备。

  4月4日,清华大学派人会同颐和园事务所人员,依照清册接收了圆明园。至此,关于圆明园的接收工作告一段落。

  清华大学虽然正式接收了圆明园,但这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前夕,华北局势已经相当严峻。1931、1932年相继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明显的信号,东北逐渐沦陷,华北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实际上激流涌动。梅贻琦在1934年开学典礼上,不无担心地指出“华北的危机,是随时可以触发的。”在这种大形势面前,清华大学也开始为未来发生中日战争做准备,加之圆明园内住户一时难以处理。这样,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未能对圆明园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与管理。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筹建农学院,又有重新征用圆明园一事。但终因政局动荡等原因,未能实现。

  余 论

  清华大学添设农业研究所及接收圆明园的曲折,折射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脱出大学教育本身,而反映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面相。

  首先,清华添设农业研究所,是社会发展需要、国家行政干预及学校学科自身发展需求的妥协产物。

  当时国民政府意识到农业问题的重要,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推动复兴农村运动蓬勃展开,客观上需要高等院校培养出大量人才。但对清华而言,学校刚成立工学院不久,加之1932年度庚款停付一年造成财政严重紧张,客观上无力再添设农学院。但是,面对来自上级的行政命令,更由于来自复兴农村这一社会发展的要求,清华又不可能完全拒绝。矛盾中,清华大学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方针,不冒然成立学院,而是设立研究所,先就病害与虫害等重要问题展开科研。既遵从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对国家需要做出积极的正面回应,反映出办学者清醒独立的办学理念及对社会使命与责任的自觉认知。

  在以后岁月中,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经过艰难的抗战时期,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日益壮大,并最终发展成为清华大学农学院,设有农艺学系、植物病理学系、昆虫学系、农业化学系,教学与科研成绩非常可观。1949年9月农学院从清华大学调出,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华北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

  其次,接收圆明园的过程也是中央、地方、学校三方势力博弈的过程,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统一与分裂、集权与分治并存的政治格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表面上统一全国,但中央政府对一些地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仍非常薄弱,北平即是如此。

  北平市政府虽不敢公然反抗行政院决议,但蓄意拖延执行。清华大学无奈,数次请教育部疏通北平市政府,并派员监管接收。一面是清华的合理要求,一面是地方政府的蓄意阻挠,教育部左右为难。教育部长王士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等数次婉拒清华请教育部派员监收的请求,转而告诫清华要注意与地方政府融洽关系,避免用强硬手段招致不可收拾局面。实际上是又转手把问题抛回清华,极力回避与北平市政府直接对抗。

  有学者曾指出高等教育是国民政府向地方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但在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这件事情上,却呈现中央权力在地方的萎缩。或许,这正是近代中国政治丰富性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再者,如果没有当时时局的动荡变化,圆明园被清华大学接收,清华大学农学院建在了圆明园,那么是否可以设想,清华农学院(解放后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圆明园遗产的风韵将会得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对于历史而言没有如果、也没有设想。

2007年05月18日 10:20:10  清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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