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培源与清华大学(一)

周如玲

  我的父亲周培源(1902—1993)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十一年,后来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清华大学的关系却源远流长:他在清华学成、结婚、立业,渡过了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起步于清华;他的世界观、或说做人的准则也是在清华逐步形成。父亲一生在教育、科学和社会活动诸领域中能做出瞩目的成绩,离不开养育他的清华园。

  1 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日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值步入帝国主义之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瓜分之祸。当时已在中国的许多美国人、传教士等眼见日本的影响在中国日益加剧,十分着急,毫不隐讳地纷纷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进言,强调在中国办学的重要。如1906年美国依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Edmund J. James)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到:“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们认为,在扩大精神影响上的花费,回报将会更高,因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要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1901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代表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中国的赔款额(又称庚子赔款),竟高达33300万美元(合银四亿万五千万两)。美国从中分得2444万美元,不但比美国所谓在华损失的1165.5万美元多得1278.5万美元,加上利息,将多达约5300万美元。

  美国人拿了比所谓“应得”还多一倍多的钱,做了亏心事,更为了自己的利益,决定用从中国劫掠的钱,再投回中国。1905年,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得知此讯,此后竭尽余生之力,不顾国内袁世凯等多方干扰,与美上下多方周旋,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同意退回多拿的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办学。于是,1909年游美学务处成立,1911年易名清华学堂,1912年改称清华学校,办学主旨在于培养出国留学人才,直到1928年,正式成立国立清华大学。正因为清华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立,她一出现就处处显出与国内其他大学有极大区别,师资水平、学生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资金来源等均有一定保证。从清华学校转为清华大学后不到十年,她就成为中国的最高学府,集中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教育家、科学家,又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而梁诚因落实美国退款之事,多次违背了清政府外交部的各种指令,直到事成之后才退隐还乡,可谓是中国开办现代教育的元勋,功绝不可没。

  可见美国同意用庚子赔款的部分退款来办学,并非只是善施,正如父亲所说:他们只不过是想以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办法来进一步控制中国而已。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清华学生,尽管那时还都是十几岁的孩童(十五岁以下被称为幼年生),个个奋发爱国,他们人人知道自己拿的是庚子赔款退回的钱,即中国人的血汗钱来学习,所以全都发愤图强,刻苦攻读,以便出国,学得一技之长,得以报效祖国,使中国终能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之林,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2 考入清华

  父亲的青年时代常常看见在中国的领土上插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父亲到上海读书后有一次和同学在外滩的草坪上漫步,竟被一个看管给轰出来。父亲气愤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走走?”那个看守竟说:“中国有一天强大了,你们就可以在这上面走了。”这对热血方刚的父亲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但“只要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上面走了”却是铭心刻骨。军阀连年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国民党对外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对内却横征暴敛、欺诈掠夺。五千年文明古国几近葬送在这批豺狼腐蠹之手中。怎能忍看而无为?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能让自己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随意行走,再也不受外国人的凌辱。“求变”已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的座右铭。为此,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

  父亲自1912年随祖父离开宜兴后村老家,辗转于南京、上海多所小学、中学后,于1918年8月进入上海圣约翰附中。刚念了近一年,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

  当时,圣约翰附中也有人写文章、诗词以大字报形式贴出,内有唐朝诗人杜牧《泊秦淮》中的著名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纷纷集会,商讨国家大事。一次,他们正在食堂开会,附中的校长美国人那登闯了进来,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位同学站起来质问校长:“我们是不是已经亡国了?开会都要受外国人限制?”全场一百多同学热烈鼓掌对这位同学的讲话表示支持,并对校长发出嘘声。那登慑于会场激愤的群情,赶紧用上海话说:“侬勿要闹”,而后狼狈逃窜。

  会后,愤怒的学生走出了校园,参加了上海人民反日的斗争行列。圣约翰附中是一所为美国经济侵略培养人才(Comprador)的学校,当时正值圣约翰大学40年校庆之际,校方全力以赴积极准备校庆。而附中学生却走上街头,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这当然使校方十分愤怒。他们决定要开除学生领袖,这又遭到几百名同学的反对。父亲他们列队向学校请愿,校方当场拒绝了同学们的要求,父亲他们随即再次走出校门,以示抗议学校不收回开除的成命,他们绝不返校。圣约翰大学附中的行动,得到全上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校方一看事情有闹大的可能,急忙采取措施,他们一方面假装收回成命,把父亲等游行学生骗回学校,另一方面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当校方再次宣布开除学生时,父亲等人又一次离校,但这次离校的人数则大大减少,只有几十个人。校方就此将他们全部开除,父亲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父亲和同学们的斗争也收到一定成效,校方精心策划的40年校庆活动,付诸东流。

  其实父亲从来对学习、念书极有兴趣。那时他在乡下老家为了减免邻里晚上干扰他的学习,曾在家门上贴出:“本处不是茶馆,请勿常来”的字条,结果受到祖父的责打处罚。父亲被开除回到家乡,因不愿意天天听祖父的说教,就住到芳桥的和尚庙潮音寺里去念书。一天他在浏览报纸时,无意看到江苏省政府登载的一条清华在江苏省招考五名插班生的广告,考试在南京举行,父亲立即赴宁报名,并参加了考试。父亲曾对我说:“这条广告只登了一天,而且是非常小的一条消息,居然被我看到。”

  父亲考试成绩非常好,特别因在圣约翰念过书,所以英文特别好。学生考完后考官立即判卷,几天后就发了榜,父亲被录取为第五名。父亲见被录取后,兴高采烈,当场告诉听差(考场工作人员)说他一定去上清华,请他转告官员,之后,就回宜兴老家报喜去了。没想到这个听差并没有转告官员。所以,父亲到家没几天,南京省政府就来电催问父亲到底去不去,否则就取消父亲的资格。父亲赶紧从后村赶到芳桥去打电报确认。考上清华是件家中的大事,祖父非常高兴,也是乡里的大事,众人一片欢腾。

  清华原定在江苏只招五名学生,实际上取了六名,父亲一直不解。入学后,因与从江苏考取的第一名同学成了好友,才从他那里才得知,原来公开招考为虚,省里早已内定名单。录取的其他五名或是教育厅、或是官员之子,考题早已拿到,已作充分准备。既然父亲占了一个名额,所以江苏省只好与清华交涉,再加一个名额。难怪父亲曾骄傲地对我说:“只有我一个是凭本事考上的。”幸亏父亲考了第五名,否则父亲就不会与清华结缘,他书写的一生历史也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就这样,父亲于1919年9月只身北上,进了清华学校。当时去清华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父亲只得雇一只毛驴,牵驴人看他是个南方人,又是一个“小孩”,勒索了一笔不说,还真好生作弄了他一番,从西直门到清华,整整走了一天。父亲就这样走入了他一生的转折点,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来源:《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杨舰 戴吾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年05月11日 13:50:52  清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