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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转型与人居环境科学探索

吴良镛

  当今社会已经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需要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人居环境科学自觉地要适应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加速推进、世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新形势,积极地加以发展。中国人居环境建设要立足国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两个基本回归,一是以人为本,面向社会大众生活;二是在“生态文明”指引下建设人居环境。相应地,要多层次地认识人居环境,尤其是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观念;要以问题为导向,整合建筑、城市、园林与科技等多学科研究,并进一步开展融贯的多学科研究;要吸取中华文化精华,实现人居文化的综合创新,特别是创造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要以生成整体论方法论为指导,汇聚全社会的智慧,从科学共识走向社会共识,从社会共识走向决策共识,逐步将人居环境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了工业文明,史无前例地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城乡大发展,同时也为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当今社会从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需要适应新的形势,转变发展模式。人居环境科学也应适应形势需要,积极地加以发展。
             
   一、19-20世纪的发展模式与人类环境探索的三大主题
            
  1.1西方社会的环境意识与发展模式的领悟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生产关系的改变史无前例地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19-20世纪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与大城市的兴起,但“旧技术时代”对环境的破坏也加速了今天的“环境危机”。
            
  1.1.1 “旧技术时代”对环境的破坏与“环境危机”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是逐步加剧的,严重的公害事件往往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发生,而社会对它的认识直到环境状况趋于恶化并危及人们健康时,才予以公开承认。
            
  20世纪5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十大公害事件”等环境灾害,1973年石油危机带来了一系列不安的警告。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提出“人类环境宣言”,发出“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的预警,全世界范围对环境的注视带来了“环境科学”的兴起。1972年到1992年,人类用了20年的时间,迎来了全球高峰会议:“环境与发展的里约会议”,在众说纷纭下通过了“21世纪议程”。
            
  1.1.2 “人居环境”意识的觉醒
            
  城市化进程迅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18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1900年城市人口占13%,2000年城市人口比例激增至47%。目前全球有半数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和城市,预计30年后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镇和城市。如何实现利于环境、可持续的城市增长和发展?在此背景下,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建筑师和规划师,在积极探索未来的道路。人居环境的意识在全球觉醒。
            
  1933年在雅典召开现代建筑师大会,通过了“雅典宪章”。J. Sert用了10年时间整理参展材料,成书后以《我们的城市能否存在?》为标题,告诫世界。
            
  我1947年读到此书,感觉它像清晨微薄的曦光指引了自己的学术道路。以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C.Doxiadis)为代表,沿着“雅典宪章”的足迹,在爱琴海的台劳斯(Delos)岛召开若干次会议,讨论形成“人类聚居学”的理念。在道氏等积极努力下,推动联合国于1976年在温哥华召开“世界人居大会”。
            
  20年后,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人居的重要性。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人居二”会议,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和《人居议程》。2001年在纽约又召开“伊斯坦布尔+5”会议,形成《关于新千年中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宣言》。同年联合国大会决定,把1978年成立的联合国人居中心升格为联合国人居署,赋予更强的资金筹措能力和政策协调能力。
            
  从此,联合国人居署与1973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署并肩努力,在推行人居环境建设中呈现日益重要的作用。“环境”与“人居环境”的工作在逐步开展,视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基层的社会大众的居住与环境问题。
            
  1.1.3 来之不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一位目光敏锐的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前辈格迪斯(Patrick  Geddes)1915年发表的学术著作影响下,提倡摆脱一些孤立的学术路线,通过对现象的综合观察,研究“人类环境”问题。他批评工业革命后的发展模式,称之为“旧技术时代”【Paleo-technique Era,Lewis Mumford: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与culture of  cities(1938)两书涉及技术发展模式的讨论】,并展望可称之为“生态秩序”(生物技术秩序:biotechnology order)时代的来临。
            
  经过约50年的酝酿,涓涓思想细流终于汇成滔滔江河。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概念,形成全人类的共识并必须遵循的共同纲领。近年来,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如1996年加拿大学者提出的“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Footprint;Mathis Wachernagel, William Rees: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 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1996), 过去译为”生态足印”等】的概念,呼吁减少人类对地球的重负。
            
  2001年,联合国环境署负责人克劳斯·特普费尔(Klaus Toepfer)撰文指出,人类正面临着十大环境公害:土壤遭到破坏,气候变化和能源浪费,生物的多样性减少,森林面积减少,淡水资源受到威胁,工业污染,混乱的城市化,海洋的过度开发和沿海地区被污染,空气污染和极地臭氧层空洞。
            
  2005年5月,联合国发布由95个国家的1300名研究学者共同完成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给地球生态环境已造成巨大破坏,这将危及人类长久的发展。目前,地球上10%-30%的珍稀野生动物濒临灭绝;24个生态系统中的15个正在持续恶化。报告说,如果目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的话,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发生突然变化,将导致水资源质量发生突变,新的疾病蔓延,沿海地球海洋生物死亡,以及地球气候出现异常变化。
            
  2006年10月,一份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负责撰写、长达700页的英国政府报告指出,如果各国政府在未来10年内不采取行动遏制温室效应,那么全球将为此付出高达6.98万亿美元的经济代价,这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衰退付出的代价,地球的大片地区将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届时全球将有两亿人会因为干旱或食物短缺而成为“环境难民”。
            
  综上所述,从发现环境问题并认识到人类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人居环境意识的觉醒、认清可持续发展,这三者可视为19世纪以来人类物质环境建设范畴的三大主题。特别要重视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揭示的对21世纪新发展模式的展望。
            
  1.2中国发展对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的发展在向前苏联与西方学习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要根据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探索过程不免因种种原因而艰难曲折,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才找到多种技术并举、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途径。总结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似乎仍然可归结为环境问题、人居环境与发展模式这三个主题。
            
  1.2.1 环境危机
            
  中国国土开发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现状发展空间较小。例如,同样被戈特曼(Jean  Gottmann)列入城市连绵区,美国的从波士顿到纽约、华盛顿,不过是一连串的城市处于广大郊野,而我国的苏南地区,已近城镇接壤,上风、下风、上下游难分的密集地区。苏南地区的城镇密集度与美国的案例不能同日而语。环境问题愈加紧迫,我们愈意识到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严峻性。
            
  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种种矛盾加剧了我国城乡人居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城市和地区还有多大的承载能力?今后应该如何发展?由于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环境质量恶化、生态安全威胁等问题,人居环境承载力正日益为人所重视。最近,吴敬琏撰文指出: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出路.2008-02-04,  http://www.enorth.com.cn
             
  从对发展的回顾与现状分析可以看到,关系生存环境的决策一旦失误,便铸成大错,难于逆转。例如,文革时期昆明滇池的围湖造田,到后来的沿湖开发,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永远刻骨铭心。
            
  1.2.2 人居环境
            
  “环境危机”已为学术界、全社会、决策者所共识,并努力以赴,谋取改善。但作为人居环境的问题所在皆是,例如住房问题、生态、交通等学术理念的开拓、表达。城镇发展集中的地区为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又恰恰是优质农田最集中的地区,任何建设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所付出的代价更大,问题就更为严峻。为了争取较快的发展,往往违背了科学的客观规律;由于大建设需要巨额资金,免不了依赖海外的项目投入,而常常以巨额的土地投放,争取轰轰烈烈的GDP的增长,并冀图“出色的”、与众不同的“政绩工程”。当这些工程一个个显现之日,就是原有城市特色丧失之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其实,这些关系到国家重大政策的影响所及,都与人居环境问题有关。国家与地方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需要落实到空间上协调发展,形成“空间发展战略”,才能使人居环境健康发展。健全的人居环境学术理论影响所及,有助于涉及空间发展战略与人居环境政策的制定。就规划工作来说,无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都需要有人居环境观念参与,作为必要的内容之一。
            
  1.2.3 科学发展观——立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与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社会、城市化的发展急剧,规模浩大,中国对问题的认识及技术的研究也比西方相对滞后,西方的发展模式包括已经证明不合适的模式等仍在中国重演。
            
  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另辟蹊径,即中国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阐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是得之不易的战略准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指引,我们应将科学发展观在人居环境科学中加以具体落实。
            
  1.3 人居环境科学思想的发展
            
  1.3.1 人居环境科学的探索
            
  人居环境,顾名思义,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
            
  前文已经指出,人类对人居环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20世纪30年代芒福德提出“人类环境”(human environment),50年代道萨迪亚斯提出“人类聚居”及其后的人类住区(生境:Habitat)。中国对人居环境的认识既有外来的影响,也有发自本国的创造。1985-2001年,吴良镛关于人居环境科学的思想逐步形成。
            
  1993年8月,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组织的学部委员报告会上,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通过对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的论述,针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和速度空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空前矛盾和问题,提出了“人居环境学”这一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系统,即建立和发展以环境和人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为基点,研究从建筑到城镇的人工与自然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学科群。它从单一学科走向广义的、综合的学科。它是联贯一切与人类居住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有关的(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新的学科体系,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人居环境学”的设想。【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摘要).中国科学院院刊,1994年第2期】2001年,吴良镛发表专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通过探讨可能的发展目标,分析、选择适合不同地区条件的解决方案与行动纲领,提出多种研究框图,奠定进一步推进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基础。【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对人居环境的认识也从最初着眼于“环境”概念,发展为经济、社会、生态等“空间”蕴涵,并涉及地方文化等深层次内容。
            
  1.3.2 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过国内外学术界多年的努力探索,人居环境现已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1年3月,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在“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部分提出:“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改善城镇环境。加强城镇规划、设计、建设及综合管理,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风格,全面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这是国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及“人居环境”这一概念。
            
  2003年7月,国家发改委《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在“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部分提出:“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的就业容量,健全城镇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功能;加强城市社区管理,建设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加强城镇综合治理,改善城镇环境,形成各具特色的城镇风格,全面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部分提出:“统筹做好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改善人居环境,保持地方特色,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2006年1号文件)要求:“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2007年1号文件)要求:“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搞好村庄治理规划和试点,节约农村建设用地。”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要求:“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200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央2008年1号文件)要求:“继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从“人居环境”一词在国家好多中央文件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可以看出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新机遇新挑战
            
  2.1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在加速推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都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以文化为例,一方面,透视世界文化的发展,提高地区生产力与文化水平,促使地方城市竞争能力的提高,提升城市在全球以及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对地方物质的、非物质的遗产,它的文化环境、风情,如果不善为保护与发展,甚至受到破坏。在所谓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以技术主义主导的现代美学时尚,淹没了当地的建筑文化、民间文化特色,已对地方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纵深推进,今天城市或地区很少能摆脱全球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西方有论者认为:当今地方政府从当地最高统治者向企业角色转变。【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此语未必确凿,但至少可看到全球经济对地方的冲击力。我们既要看到全球资本进入市场的开放,如处理得当,会对地方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如把土地作为“空间资本”对发展空间的争夺,如有西方有识之士指出如处理不当可能带来的“灾难”。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带来一个影响,就是对地方文化的冲击,导致民族与地方文化精神的失落。近年来,北京四合院胡同早已明令保护,仍然拆毁不止,一个文化古都就是这样一天天失去风韵,再加上畸形建筑的频频出现,应当引起深思。
            
  2.2世界城市化进程在加速
            
  人类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迅猛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程。如何使城市中日益加剧的贫困最小化?如何改善城市贫民的基本设施供应,诸如住房、净水和卫生,实现利于环境的、可持续的城市增长和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是否所有人都会取得工作、住房、水、电、保健服务?即使我们不能异想天开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我们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
            
  世界城市论坛(World Urban Forum)由联合国设立,致力于审视当今世界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即快速城市化及其对社区、城市、经济、气候变化和政策的影响。论坛每两年一次,在不同的主办城市举行,并有不同的主题:2002年内罗毕论坛,主题为“可持续的城市化”;2004年巴塞罗那论坛,主题为“城市:文化、包容与融合的十字路口?”;2006年温哥华论坛,主题为“可持续的城市:将想法转变为行动”;2008年10月即将在南京召开的世界城市论坛,主题为“和谐城市化”。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Anna Tibaijuka)指出:我们反思世界城市日益增长的状况和我们的星球迅猛和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趋势。我们不仅担忧我们是否可以管理这种增长,而且还担忧我们如何进行积极的管理,以便使城市成为包容和欢迎所有人的场所。
            
  2.3探索中国的道路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落实到人居环境建设上,关键是要体现两个基本回归,一是以人为本,面向社会大众生活;二是在“生态文明”指引下建设人居环境。
            
  2.3.1以人为本,面向社会大众生活
            
  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居环境研究以满足人类居住需要为目的。这是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前提之一。【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8~39】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国家公共政策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提倡建构节约型社会,构建适宜的人居环境,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这是人的基本生存条件。
            
  住房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城市住宅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居民住房条件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但另一方面,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还相对滞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不够完善,政策措施还不配套,部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还比较困难。现在,应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把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
            
  这些基本条件的满足,使我国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下,确保社会稳定,安全健康,百业兴旺,文化科学繁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促使思想进一步解放,科技人文进一步创新,城乡进一步昌繁,广大人民群众诗意地、画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2.3.2 在“生态文明”指引下建设人居环境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既是现实的任务,也是较高的标准,同时也是人居环境科学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指引。
            
  自然界有它发展变化的内在秩序,人类社会进化也有着进化的过程,都有它内在的秩序,生生变化,称之为规律。人类社会只有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即自然与人类的互动,创造和谐的人居环境,人类社会才能适应生存,取得进步。这是人居环境的生态文明观。
            
  ——大自然是人居环境的基础。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具体的人居环境建设活动都离不开更为广阔的自然背景;
            
  ——人居环境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中介。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联系和作用的一种形式,理性的人居环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居环境建设内容复杂。人在人居环境中结成社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努力创造宜人的居住地(建筑),并进一步形成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支持网络;
            
  ——人创造人居环境,人居环境又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8~39】
            
  正因此,古人讲求“天人合一”,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要研究自然与社会间的变化规律,但这种认识还仅仅是朴素的人与自然观。
            
  必须指出,生态文明不是机械地回归自然,而是要坚持整体协调循环的原则和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增长模式与消费模式。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我们对工业文明的错误认识,以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但事实已给与惩罚。我国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水中有害物质的含量超标,农村饮用水符合卫生标准的比例为66%。我国目前每年消失20多个湖泊,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有1000多个内陆湖泊消失等等。【据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公布(解放周末.瞩目“江河水”.2008.1.4)】破坏了自然界固有的秩序。总结工业文明的错误教训,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即提高环境意识,采用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做到“精明增长”。
            
  综前所述,以人为本与生态文明应当视为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准则。而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是道德标准问题,“是灵魂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王中宇.“文明”与“生态”.科学时报,2007.12.3】
            
  三、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探索与提升
            
  发展模式的变化为人居环境学术发展带来新的要求,我们要探索一切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体系。并不是说要将人居环境科学本身建立一个庞大的体系,更不是对过去简单的因袭、叠加。而是从问题出发,在基本规律基础上,从人居环境科学的不同方面加以推进。
            
  3.1 多层次地认识人居环境
            
  经过“文革”的破坏到20世纪80年代起对建设秩序的重建,我们的专业思想也不断发展变化。人居环境科学就是从科学的角度,用“人居环境”这样一个具有明确、具象所指广泛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替代了“城市”等具有部分抽象的概念,表达更为准确。人居环境科学自然涵盖了从小尺度的建筑设计,到中尺度的城市设计和环境设计,到大尺度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直到跨国空间规划的整个空间系列。要加强各个层次的规划研究工作,如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乡镇规划等作为国家来说形成中国战略空间规划体系;同时,宜在各个层次规划中融入人居环境的科学理念。
            
  3.1.1 从建筑观念到城市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筑界现已逐渐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需要研究城市,于是面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事城市设计、园林景观和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
            
  3.1.2 从城市概念到区域观念
            
  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从过去30年的发展可以看出,城市规划的空间视野已经涉及到大城市周边地区、特大城市地区、城市密集地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北老工业区……甚至江河流域的城镇研究(如三峡库区保护与发展、滇西北、三江并流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的保护与发展)。这是城市规划发展的大趋势,也对城市规划提出新要求。近十多年来,将城市规划拓展到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已经渐趋自觉,规划研究工作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展。国家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土规划”等,使区域观念渐趋深化。
            
  然而,城市规划向区域研究和区域规划转变还需要大力推进,将科学研究的共识上升为地方行政领导的共识和全社会的共识。要改变在资源配置上对市场力量的压制,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让全社会共同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
             
  3.1.3 从区域观念到全球观念
            
  在当前全球商业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求国家具备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并愈加要求研究制定能促进地方全面发展的战略战术,建立在各自客观条件上的自主创新,而不是西方模式的简单抄袭模仿。一方面,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注视全球城市发展大趋势,加强对大城市、特大城市、特大城市地区、全球城市地区的研究,对此当前学术界日益投入极大的关注,这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地方的发展,对农村的发展与建设,包括对最基层的县、村镇的研究还相对不足。
            
  全球概念的建立,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①由于自然条件的变迁,如全球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及环境问题凸现。气候变化正成为涉及全球环境、国际城市经济、国际贸易等复杂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例如海平面的升高与对策问题。我国沿海平面上升速度高于全球,其中天津最快,上海次之,应引起我们足够注意。【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0毫米。天津沿海上升最快,为196毫米;上海次之,为115毫米。2007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2.5毫米,仍高于全球海平面1.8毫米/年的速率(2007中国海洋环境公报)】改善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不断的自然灾害中,使我们认识到它的紧迫性。
            
  ②由于交通等多种技术的进步,形成“时空的紧缩”,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发展模式的变化。如欧洲史的作者对欧洲发展所提出的“既分割又联系”的学术观念【Norman Davies(诺曼·戴维斯): Europe a History】,其实全球何尝不如此。欧盟对“空间规划”的实践等可供借鉴。【霍兵. 中国战略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③在经济全球化中,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整体研究目前基于国家利益下的合作与抗衡。城市和社会的变化、空间观念上的变化,都离不开全球化的大背景。
            
  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世界城市概念,20世纪90年代萨森(Sassen)提出全球城市观念。这些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力量为何影响特定的城市。应当看到,国际因素对于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地方也日渐受全球化的影响,例如:国际贸易的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越来越强,技术帮助,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在社会事务中日益占重要地位,市场规模的核心作用,等等。
            
  3.1.4 城市和乡村统筹
            
  城市与乡村相辅相成,互为存在的前提,不能人为割裂城乡联系。过去工作的缺陷是我们孤立地进行城市规划与农村居民点规划,整体研究很少。基于二元经济结构所困扰,农村发展长期滞后,许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2004年联合国“世界人居日”的主题是“城市:农村发展的动力”。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在一封致各界信件中呼吁用整体方式来处理城市和农村问题,“为使城市与农村地区发展均保持可持续性,必须更好地整合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使之实行更有效的管理。我们目前面对的切实关注的问题是由于城市未能同时带动农业,地区生产力的相应提高,亦未能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任何改进。”【Anna K. Telajiaka,2004年5月25日】
            
  如何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既定的战略方针下,城市与农村平衡发展,探索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数亿农村人口将如何移居城市转化为城市人口?中国发达地区农村如何有效发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住房内的煤燃烧、耕地过量的化肥使用、耕地重金属污染、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与环境污染……)如何解决?农村这些迫切的问题尚未得到普遍的重视与有效解决措施。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三的广大农业地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极大的创造空间,其中除了农民自身素质的建设与提高问题,广大农村教育的普及、医药卫生与环境的建设问题等以外,“县域经济”体系的培育与发展现代农业与地方工业体系的建设问题,在传统产业不能完全放弃的情况下,利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问题;包括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的建设将引导产生中国特殊的现代化形式。
            
  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历史上,从秦汉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2000多年的变迁,“县”一直是中国农业社会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有句话说得很形象:“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一切事情都要从“针眼”中穿过去,县作为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县”仍然是基层的重要行政单位。我国现有县级行政单位(含县级市)2010个,乡镇35000个。2002年以后,中央一再指出“壮大县域经济”。县既是一个经济系统,也是一个社会系统、文化系统。更可以是着眼于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三规合一”的统一的基层规划单位。这是在当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全球化形势下最基本最安全的对策之一。
            
  3.2 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学科关联
            
  3.2.1 整合建筑、城市、园林与科技,整体创造
            
  实体的人居环境或体形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 )【1947年,梁思成先生自美讲学返国,提出这一概念,当时译为“体型环境”。】概念从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介绍到中国来,指以其所涉及的有体有形物质环境,从家具、房屋,到城市、区域……从城乡建筑艺术到大地风景园林的规划布局、建设管理的和谐有序发展。
            
  以实体的人居环境为主要对象的建筑、城市、园林与科技等要整合,整体创造,这是人居环境科学认识的第一步。1996、1999年吴良镛曾明确提出建筑、地景(园林)、城市规划三位一体【吴良镛.建筑学的未来,1996;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1999】,融贯发展。因为这三者具有下列共同点:
            
  ——它们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以人为本,共同创造宜人的聚居环境;
            
  ——宜人除物质环境的舒适外,还有生态健全,回归自然;
            
  ——共同致力于土地利用,充分保护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
            
  ——共同建立在科学与艺术的创造;
             
  ——共同寄托在工程学的基础上;
            
  ——尤其重要的是当今共同从事生态建筑、生态城市、生态环境的探索与建造,以更为综合的手段从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因此将这三者互相交叉,互为渗透,互为补充,综合创新,可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的核心。
            
  人们不仅会问,这些学科为什么会独自形成呢?因为它在欧美随城市化进程而分头发展,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市场基础,学会组织带有行会“遗风”,无需一切盲目跟从。在中国为什么强调它的融合呢?因为城市化进程加速,建设规模大,项目大,几乎一般的项目都涵盖多项内容,所以,20多年来,在学术观念上,在建筑教育上都强调它们的融贯性。
            
  在1999年通过的国际建协《北京宪章》中还着重阐明下列诸点:
            
  ①将建筑的生产与使用、运营、整治、更新视之为循环体系;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对旧建筑的利用、修缮、扩建,设施完善等,而不是仅仅为满足房地产经营而大片拆除。
            
  ②重视多层次的技术建构;
            
  ③基于文化多元,建立“全球—地区建筑学”;
            
  ④环境艺术的整体性;
            
  ⑤全社会的建筑学。【吴良镛. 建筑学的未来.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3.2.2 以问题导向融贯多学科研究
            
  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万千,人类社会何去何从,建筑师与专业工作者无能为力。但建筑师、城市规划者的工作需要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利用新的技术,为人们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对策。在整合建筑、城市、园林与科技,整体创造的基础上,还要提纲挈领,把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和经济学等对人居环境的研究整合起来,共同探讨人类在空间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今天全世界由于资源的匮乏,经济增长必须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相协调,宜取绿色发展道路,建筑节能减排战略;由于交通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压缩,地下空间的利用,改变我们人居环境的时空观念。为此步行交通重新得到重视,限制小汽车交通,公共交通优先,交通技术多样化等。我们需要建立合理的地域的、城市的空间结构“紧凑”城市的理念与空间模型。此外,又如空间信息系统新技术的发展在人居环境科学中如能善为利用与普及,必将大大推进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等等。
            
  人居环境问题,只有面对难题,解决难题才能发展学术。例如,如何节能省地,实质性解决城市圈地与土地浪费并存的现象;如何正确地面向土地开发问题,加大社会保障性住房比例,减少商品房比例……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但是因为在缺失公共精神,“利润最大化”,扭曲了科学技术,致使真正的技术创造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这些棘手的问题只有从科学与人文问题携手解决,改进环境与缔造“政治文明”共同着手。因此,我们对人居环境的探索,已从仅着眼于建筑空间概念为主的环境问题,扩展到多层次的“空间模式”、“空间战略规划”,并进一步拓展到社会文化的领域与文化城市的建设等。足见在人居环境科学中,必须高举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用科学促进人居环境建设的变革,用人文来引导和规范科学的发展。
            
  在此,还必须阐明人居环境科学不是企图建构一门“人居环境学”,一个庞大的、僵化的学术体系,而是随时代需要,组构以解决问题出发的学科群,并且这个学术体系是随时代需要,在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扩大成长创新。因此,它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成长中的学术群体。
            
  3.3 人居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文化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居环境建设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在物质财富的提高,另一方面还寄托在居住文化、文化环境的创造。
            
  3.3.1 吸取中华文化精华,综合创新
            
  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精神文化的积淀,并从不同方面释放出创造的火花。在中华灿烂的文化中,人居环境文化也有其光辉的篇章。在中国建筑学中,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采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融合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如宗教建筑方面),致使中国建筑体系丰富多彩,风格独特。
            
  如果说在中华帝国衰落下的18-19世纪之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中尚能出现的孙中山相当于国土规划的“建国方略”,张謇的“区域和地方建设”被誉为“理想的文化城市”的南通及其它地域的伟大实践,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我们光辉的人居文化而自豪。
            
  进入21世纪,中国国力有了巨大的繁荣与进步,有外来科学技术文化的吸取与启发,我们更要信心百倍地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以弘扬光大中华文化自主创新为己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出新时代的独特光彩。
            
  3.3.2 积极保护,整体创造
            
  就上述分析,足见一部人居环境史就是一部人居环境文明史。它是各方面内容的集合,它的变迁随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而变化;总有差异与冲突,交流与融合,不断生生不息,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强势文化”的传播、平庸的商业化开发、超负荷的旅游开发和房地产经营等,对历史环境风景名胜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方面的平庸,使经济发展也受到不良影响。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特别如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对历史建筑虽然以极大的努力予以保护,但仅仅如此并不能“堵”、“挡”这种“洪流”。相反,还宜将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崇尚新的建设秩序,不仅在这些文化遗产的周边的“缓冲地区”,设计风格上与传统建筑相协调而又有新意的“中间地带”相配衬,还宜积极地、高质量地发扬地方文化,进行“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形成今天的多元的城市文化。建设既有时代气息,又富传统特色的新环境。
            
  3.3.3 城市文化将日益成为人居环境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也面临错综复杂的文化问题,并且与现代化进程、经济全球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重要社会现象密切关联。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城市文化研究将更加关注人居文化、地域文化、生态文化、创新文化等领域,积极推动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与城市和谐发展,促成一批创新型城市发展。
            
  如何从战略高度认识城市文化的精神价值,建设有灵魂的城市?如何创造性地、有效地利用文化资源,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如何发挥文化在城市创新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城市文化含量和品质?如何积极应对文化商品化的趋势,制定综合的、整体的文化政策?如何开展文化规划,在城市景观建设中努力体现社会公平?……无疑,城市文化将日益成为人居环境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武廷海. 城市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见: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城市科学学科进展研究报告(2007-2008), 2008】
            
  四、方法论与行动指南
            
  4.1 方法论的领悟
            
  金吾伦指出:人居环境的方法论的核心是整体论方法论。它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科学的新成就——复杂性科学,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方法论。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在发展过程中,仍坚持整体的追求,这是一种“生成整体论”【金吾伦,在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科学概论”课的讲演。西方学者C.亚历山大阐明从历史城市罗马发展分析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断追求生成中的整体性过程(growing whole)】。
            
  人居环境科学的整体论建立在多学科的综合、融贯,针对问题的求解。不同层次的规划形成体系,必须建立在创新知识体系的基础上。
            
  规划建设是一个过程。由于各地区建设条件不一,发展中有种种不确定性。因此,必然有多种可能性,面临决策前只能并列,多方案比较。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第一期建设方案,以在建设后能获取多种优点,对未来发展较少不利为原则。第一期方案实现后条件可能带来新变化,宜对原有总体方案做适当修正,如此反复不已。
            
  规划工作常常需要以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前提,只要科学合理,这类工作并非虚功,如果工作深入可以避免浪费,及对未来发展造成隐患的不合理的选择。
            
  人类最初对世界的认识是朴素的整体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商业社会的极度发展,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对个体或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带来了整体环境的破坏,以及整体利益观念的衰微。导致对于整体性的忽视。当这些问题威胁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资源,甚至人类自身的命运时,我们不免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整体观的回归,批判性地整合,运用生成整体的观念,有机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是我们必然的态度。
            
  “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模式的转变。我们要从多方面看到当前的人居环境与现实社会要求的不适应性,要从各种方面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统筹各方面的关系,需要既务虚又要务实,努力以赴。
            
  ——务虚指发展理念上的、哲学思想上的转变,文化基础的再认识,再发掘。
            
  ——务实指需要从各个方面,技术的、人文的措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挥地域特色,使之一一落实。
            
  4.2 行动指南
            
  人居环境科学不能只是一个概念和框架,关键是要不断开展研究、充实内容、指导实践、采取行动。规划是人类的集体和社会行为,它的范式随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演变,随社会思潮的变化,辅以新的内容,上世纪后期西方规划理论分为四个传统:社会改革、政策分析、社会学习与社会动员,加以论述。【Friedmann. 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1987】中国的城市规划经过20世纪50年代起的初创,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春天,2008年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这是我国城乡事业中的又一件大事,它的贯彻还有一系列重大工作,这里无暇展开讨论,但重要的是要强调规划坚持城乡统筹的重要意义,它是贯彻社会改革、社会学习与社会动员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必须落实在科学的城乡规划与管理工作上。
            
  4.3 汇聚全社会的智慧,发展人居环境科学
            
  人居环境关系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如果建设有序,安居乐业,则社会安定,欣欣向荣,一片祥和。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突然事故(无论自然灾害、人为因素等),则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日常生活,甚至干扰国家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重大任务的完成。
            
  第一,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将人居环境所涉及的多学科的专业内容化解为多学科的“普通常识”,并不难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目标。科学工作者当与社会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进行社会动员,并努力以赴。
            
  第二,宜居环境的建设是广大市民参与的共同创造,要相信群众,相信公众的创造精神。时代不断前进,新的事物永续成长,城镇是复杂系统,又是生成整体,具有自组织性。我们要相信社会大众蕴藏着丰富创造潜力。因此,宜发展社区意识,激发市民对所在环境的关心与自我完善,追求“亲密的环境”、“宜居的环境”、“宜居社区”(Livable community)。只要我们关心社会,就可以发现北京的市民越来越关心公益活动,例如,积极参与圆明园的保护、什刹海的整治等等,就是明证。城市要发展,要面向市民生活,要具有多元化的治理方式。西方有句话“Citizen build cities”,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话“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还是意味深长。我们要发展“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宜居城市包括生活品质的提高,探索住房保障体系;指标体系的建立,公共管理的提高,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等等。
            
  第三,宜居环境的建设是城镇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能。历史上我国丰富多彩的城市是经过历代劳动者、诗人、文士、市民、“循吏”一道,长年累月地经营与创造的结果。像白居易杭州离任前,温情脉脉为当地赋诗“留得一湖水,为汝度荒年”。苏东坡为了保护西湖,与豪强作斗争,两度上书政府,疏浚西湖。绍兴的马臻治理鉴湖与汤恩绍为力排众议,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历代建设者不仅对人们的居处自然环境进行治理,使适应生活要求,还能以其丰富的想象力进行对美好环境的科学的、艺术的创造。中国历史城市的佳例说明,并非不能有首长意志,关键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规划基础上。何况今天的城市较之农业社会城镇更是复杂无比,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决策人来说:请不要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与人文的素养,甚至为所在部门地域之私利所局限,而作了错误的甚至难以逆转的决策。
            
  中国有句成语“自古太守多诗人”。决策者能诗善文当然很难得,但更为重要更为全面的是要看到人居环境涉及事物的错综复杂性。就其意义与重要性和难度来说,人居环境超出一般意义的民生工程。所以,决策者要高瞻远瞩,要善于面对现实中的关键问题,组织专家及时攻关,化解难题,并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关心自己的家园,投身到乡土的建设,面对亿万人民居住环境的改善,既要有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廉洁奉公,又要脚踏实地,有现实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善谋全局的战略战术。从积极方面讲,只有对城市,特别是对所在地区城市的科学人文有研究,并力图将社会理想付诸实施者,方能成为合格的决策者。
            
  第四,当改良社会。人居环境不仅要有良好的物质环境,还要具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须提倡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标准,尊重自然,爱惜物力,有效地利用与节约资源,使社会可持续发展。
            
  就上述意义,人居环境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的前沿,但是尚属亟待发展的科学前沿,对它的认识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无论专业工作者与全社会,包括决策者都是如此。我们寄托于走出混沌,渐渐达到科学共识,从科学共识走向社会共识,从社会共识走向决策共识。逐步将人居环境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作为社会改革的当然内容,对此,我们豪情满怀,借用宋代张载的名言来表达我们的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本文为作者在2007年12月25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人居环境科学概论》课程的结束语。)

  (本文选自《科学新闻》杂志,200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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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0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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