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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

科学网 2005-10-17 张岂之

    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不授学位,导师不用学位去引导研究生,而是着力培养他们的学术研究兴趣,使他们能掌握独立研究的能力。

    1925年是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改制的一年,除留美预备班外,成立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1929年国学研究院停办,由各院系分别建立研究所。国学研究院短短三四年,影响很大,直到80年后的今天,学界还要纪念它、研究它,这是为什么?我的看法是:

    第一,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是民族化、人文化的研究生院,是清华建设完整大学体系的重要基石。

    在清华国学院办过程中,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以其开阔的学术眼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清华大学曹云祥善于向兄弟学校学习,当时被聘请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的,既有胡适,也有张伯苓先生和其他学者,这样他就能集思广益,将清华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好。

    胡适建议:清华先办国学研究院,用新观点新方法“整理国故”,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以研究民族文化作为建设研究生院的开端,这叫做民族化,很有特色。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不设院长,聘请一流学者为导师,设办公室主任一职,处理日常事务。导师不但引导研究生做学术研究,而且通过与研究生的日常接触,培养其健全人格,这叫做人文化。对导师有严格要求,他们应能通晓世界学术,在学术上有新贡献,这叫做世界化。

    清华国学院的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办公室主任吴宓、讲师李济以及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许多学子(很难有精确统计人数,约为六七十人)都是中国近代人文学术财富的创造者,因此学界高度赞扬清华国学院。

    第二,清华国学院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学人们总能够从它那里吸取精神营养。这就不能不谈学术大师。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为“大学”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这个定义,今年教师节为温家宝总理引用,去鼓励名师上讲堂。清华国学院的四位导师在中国人文学术转型时期作出了很大贡献,就是说从传统的学术研究转变为近代的学术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以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创新,启发了后来者。这固然和他们自身的深厚学术基础,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有关,而且还应当看到,历史为人文学术的变革与创新准备了条件。

    这里举一个例子:由于西方科学考古学的传入,地下发掘的开展,出地器物和文献的出现,如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等等,这些都需要学人们去研究。王国维欢呼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在中国有了新发现的材料,这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路。他将甲骨文作为史料(不仅仅是文字)适用于中国上古史研究,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互参照比较),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提出的新的科学方法,推动了古史研究。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他们的学术成果绝大部分并不是在研究院短短三四年间所写,但人们总是把他们的名字和清华国学研究院联系在一起。应当说是这四位导师彰显了清华国学院,使人们觉得研究院并不是只存在了三四年,而是数十年。这里告诉人们一条真理:名师创造了名校。因此任何一所名校都应当将名师(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名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今天我们如何看学术大师?我觉得在此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神秘化,只归结为个人、天才。我之所以说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是历史的产物,是想说明,除去个人的努力以外,还有历史的原因。而且我认为,在清华国学院以后(即1929年以后)的历史岁月里,直到20世纪末,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仍然有大师出现,并未中断,不过在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成果的表现形式上有的不同而已。再一种倾向就是对学术大师的泛化,这也不切合实际。学术大师重大创新,引领学术前进,这样的引路人不同于专家,因此不能将专家和学术大师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可以说学术大师是有渊博学识和最富于创造力的学者和科学家。

    第三,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大学里的研究院,始终将肓人即培养优秀的研究生摆在第一位。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不授学位,导师不用学位去引导研究生,而是着力培养他们的学术研究兴趣,使他们能掌握独立研究的能力。这是有成效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子,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并不是四年,而是数十年。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和实际存在的历史有时会有反差,这并不奇怪。

    今天来看,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人才上给人们留下的经验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种精神的感染。陈寅恪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此碑竖立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南侧的高坡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不能解释为为学术而学术,是指一种非个人功利性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人们从事学术研究,才有激情,才有毅力。如果是从个人功利出发,那就会失去求真的勇气,而且易于为虚伪的东西所引诱。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即社会是讲究功利的,而个人从事学术研究不应囿于功利,这个矛盾应该如为何解决?这可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我还想谈到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时所写的著作《清朝学术概论》,通过清代学术史,阐述如果人们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如果没有一种“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追求真理的精神,那很难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梁启超等导师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成效的。

    总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从中得出应有的教益。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0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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